上個世紀90年代初，在北京國營712廠一個年代久遠的五樓，王陽元院士為正在埋頭苦干的EDA攻堅小組加油打氣：這是我們科技人員報效祖國的*好機遇！隨后，王院士身邊的助手拿出一包海參和肘子放在桌上，房間里響起了一片歡呼聲。
EDA，電子設計自動化，一個*近頻繁出現的名詞，早在80年代引起了中國科技界的關注。彼時，傾全國財力支持的華晶，從日本引進彩電模擬芯片生產線，EDA成為芯片設計掣肘的關鍵。這個新興的細分行業，對于芯片產業來說發揮三個作用：出設計圖紙、出施工圖紙和施工過程輔助。
可以說，沒有EDA，就只能用手去畫一個又一個晶體管，人力的極限不過數百上千個，一旦過萬，便已非人力所及。更不用說，現在一顆5nm的臺積電芯片，包含上百億個晶體管。
因此對華晶來說，EDA不可或缺，但巴統禁運阻礙了對這類軟件的進口，無奈之下，*只能自行研發。EDA的國產化工程，從全國17個單位調來117名學者和技術人員，聘請之前專門從事EDA行業的海外博士作為總設計師。對EDA完全沒有概念的年輕人孫堅，從C語言、數據庫學到版圖編輯，直到把自己學成了一個芯片通才。
經過長達四年的努力，1993年，中國*個自研EDA面世。為了紀念研發人員長期熬夜形成的黑眼圈，這套國產EDA系統被命名為“熊貓系統”。熊貓一經出世，便將中國與*水平拉至只有5年的差距，而且國內單位踴躍使用，短時間內，熊貓EDA被裝至20家設計公司，完成近200個芯片品種。
證明熊貓系統獲得巨大成功的，莫過于此前巴統對中國EDA的封禁解除了。熊貓出世不到一年，外國EDA公司紛紛來華。
但歷史吊詭的地方就在于，二十多年后，當普羅大眾談起華為斷供，耳熟能詳的名詞還是：EDA。既然我國的EDA早在九幾年實現了突破，為什么今天依然被卡脖子？解決卡脖子問題的，除了往往以悲劇性歷史面孔示人的國產老兵，還有其他力量可以倚靠么？
中國EDA產業的發展歷史，或許可以為我們提供耳目一新的線索。
1994年，人民大會堂見證了兩家外資EDA公司的來華。首先是跑步前進的楷登，緊接著是新思。楷登和新思，是彼時也是現在*為強大的EDA公司。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，EDA產業勃興之初，兩大EDA公司順利渡過產品化階段，開始頻繁收購，并網羅了一批芯片產業的革命性人才。
楷登的CEO是東南亞的華人風險投資家陳立武，他入主之時，正值楷登業績有所下滑。陳立武與客戶開了上百次會議，逢人便問，楷登的產品打幾分？幾個嚴苛的客戶直言不諱，D或F。陳立武深受觸動，轉變楷登銷售驅動的策略，定期與客戶開聯席會，與合作伙伴深度綁定。
新思的副總裁陳志寬，則是EDA業另一位銳意進取的美籍華人。他師從英特爾CPU業務線職級*高的華人高管，虞有澄。到新思后，陳志寬深受創始人信任，短短數年，被提升為副總裁。
無論是陳立武，還是陳志寬，兩位硅谷的半導體精英都意識到，中國市場代表著未來。彼時還屈居于楷登之后的新思，對于這個新興市場展現出了更強的渴望，接連打出一系列組合拳。
在人民大會堂舉辦的捐贈儀式上，陳志寬給清華大學周祖成教授送去了20套Design Compiler，這種EDA工具一套價值25萬美金。從一位剛在飛利浦工作的清華學生那里，周教授得知了價格，大為震驚。清華與新思的緣分，就此結下，雙方隨后在1995年成立了合辦的EDA中心。
新思與清華的合作，表面上看，只是一個美商私營公司與一所中國大學的合作，但這個合作深遠的影響了中國芯片業之后的走向，新思這步棋一舉三得：
首先是抓住標準的制定權。清華接到編寫芯片設計自動化教材的任務，當然少不了新思所提供的工具的幫助。后來，新思更加廣泛的參與中國本土EDA教材的編撰工作，先后引進了130余門本科與研究生課程。
其次是便利的產業擴散。清華在受新思捐助后，一舉成為北京乃至全國*好的EDA實驗室，當年電子工業部的各批人員，被送到清華培訓。借助于培訓中心的EDA，清華開始著手研發通訊專用芯片，讓本土業者開始見識到EDA的威力。由于清華EDA中心的名氣實在過響，海爾和華為設立設計中心的時候，都參考了清華的經驗。
當然，*后也是*重要的，便是EDA在高等教育體系的普及。新思的臺灣工程師跑去給清華師生講課，生動形象，旁聽的清華教師深為受益，開始有意識的運用設計語言親自實踐，待他們精通之后，再及時教與微電子系的學生。中國*優秀的芯片人才，在學校便接受了EDA的實踐，之后愈加難以擺脫了。
新思此舉，正是充分享受了中國市場自身蘊含的超級人才紅利。
從寫代碼到*終交給代工廠生產的版圖，EDA橫跨物理學、數學、半導體器件等學科，需求極為多樣的人才類型。中國的大學教育體系健全，培養出的一部分理工科人才，未來將從事芯片產業，他們決定了本土的發展方向，往大學積極推廣，也就意味著預先培養他們的使用習慣，一方面奠定使用基礎，另一方面，這些使用者天然是EDA產業人才的后備軍。
抓住標準制定權、在產業內加快技術擴散、建立高等教育的人才后備軍，新思憑借三板斧在中國快速打開局面。進入新世紀后，新思在并購節奏上同步提高，2008年，新思超越楷登，成為全球*大的EDA廠商。
兩大EDA巨頭在中國建立根據地的時候，熊貓EDA卻在國內待不下去了，遠赴美國。
熊貓EDA在被發明出來后，再沒有爹疼娘養，被拋給了國企華大集團。為了在美推廣中國的EDA，熊貓的研發骨干孫堅被派往美國負責海外銷售。在每一次通話前，孫堅都要把準備說的話寫下來，然后照著念，以免自己的嘴皮子不利索影響拓展客戶。長期堅持下，在世紀之初，國產EDA已在國外賣了不少客戶。
但是，一個本土誕生的EDA，為什么拋開國內市場不搞，偏偏要跑到美國？答案是，國內當時的市場環境，容不下一個正版的國產EDA。
國內的芯片設計產業，在起步之初完全處于一個逆向工程的階段，通俗來說就是抄別人的芯片，這也就不需要用來正向設計的EDA工具；同時，盜版EDA已經可以滿足大部分低端需求；*后，那些僅存的中高端的付費用戶，當然要用就用好的外國EDA。
這樣一來，國內市場實際上反倒沒有國內正版EDA的事。
而這種尷尬局面的根源，在于本土晶圓制造與EDA的脫節。熊貓EDA為配套華晶而生，但是華晶在908工程遭遇重大挫折，之后的909工程和中芯國際在工藝制程上窮追猛打，自然要用*先進的EDA。如此，本土EDA還沒有大規模銷售，也不知道性能如何，就要面臨下一次工藝進步所帶來的激烈競爭，久而久之，陷入惡性循環。
也就是說，中國的芯片業從來是一個松耦合的局面：從晶圓代工、芯片設計再到封測，無不如此，這種上下游結合的疏松體制，導致每個環節都是各自目標*大化，國產EDA作為全局中*落后腿的那一個，自然不受待見。但是，發達的產業環境孕育出來的兩大EDA巨頭，往下滿足用戶需求卻是輕而易舉的事情。
于是，國產EDA行業天然處在了一個困境里面：
生態孱弱，占據賽道很小，熊貓EDA當時匹配華晶，局限于模擬芯片，門類太少，無法補齊，溢價能力弱；增值服務幾乎沒有，IP是EDA產業的自然外延，會加深設計客戶對于EDA公司的依賴，但本土EDA廠商極其缺乏，因為與晶圓代工廠是松耦合；正因為生態孱弱，增值服務幾乎沒有，本土EDA無法獲得客戶青睞，沒有正向循環的積累，追趕仍然乏力。
在美國頻頻斷供的背景下，EDA已經關乎到產業安全。這個行業的問題出在know-how上，而這個東西又不是天上掉下來的。那么，該怎么辦？
從2020年到現在，國內突然興起*EDA熱潮。
在2020年，9月，思爾芯完成新一輪數億元融資，用于打造全流程數字EDA工具平臺。該公司創建于2003年，2018年被國微收購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公司創始人林俊雄是一個日本人，從業30余年，創業前在美國公司工作。
11月，芯華章完成近億元Pre-A+輪融資。
12月，九同方獲得華為旗下哈勃投資，該公司聚焦射頻EDA領域，核心團隊為留美博士。
在2021年，1月，國產EDA公司概倫電子開始科創板輔導。
2月，熊貓EDA的主體公司華大九天公布創業板輔導消息。
熊貓之后，國產EDA陷入僵局，為什么在如此短的時間內，雨后春筍般冒出這么多的新選手？
答案是，這些動輒大手筆融資的新選手，大多是楷登和新思等美系EDA公司培養出來的高階經理人所創辦。兩大EDA公司，都選擇了本土化研發和銷售并舉的策略，這為國內培養了一批領軍人才。國產EDA明星的創始團隊，經由一個全球化的環境培養與孕育，現在活躍于國產EDA行業的新興公司，都有兩大EDA的影子：
概倫電子總裁劉志宏曾任楷登副總裁。芯華章創辦人王禮賓，更是兩大EDA的骨干人才，先后做過工程師、銷售和高管，積累了20年工作經驗，也積累了海思、展銳等國內芯片大客戶的行業人脈。
為什么這些人才能夠在關鍵時刻站出來？
這與EDA行業人才的自然流動不無關系。中國EDA行業一個頗為有趣的現象是，新思和楷登兩家公司都頗為“佛系”，兩個公司之間的中高階人才流動本已十分頻繁，這些人才出去創業，老東家與他們的關系，也維持和平。這與芯片行業其他細分領域的激烈競爭，形成了一個鮮明對比。
而這種常態化的人才流動，將寶貴的行業知識和經驗，外溢到了整個行業。從而，整個EDA行業唯獨在中國發生了大規模的“細胞裂變”。原有的EDA巨頭三十年的成長歷史，其實是不斷兼并、吸收、消化數十個中小技術實體的過程，很少再度發生自立門戶或者迎來新挑戰。中國市場的巨變，為古老的EDA行業注入了新鮮的血液。
在外資EDA紛紛出來創業之際，本土EDA熊貓升級而來的華大九天，也取得了突破。華大九天采取了三個策略：
由點到面突破，不再局限于只是解決個別點問題的工具，覆蓋全流程，增加定制化服務，提高粘性；由芯片擴展至面板領域，*個針對面板做全流程的EDA方案，順利在國內平板顯示器市場占下九成份額；繼續在日本等國全球化擴張，成為一些巨頭不可或缺的技術供應商。
外資EDA培養眾多本土人才，在新的時間節點開宗立派；國內EDA擴展行業應用服務本土，同時高歌猛進一路出海。兩大EDA與華大九天看似是對立的競爭對手，但其實共同為中國的芯片行業做出了互為補充的貢獻。
剛進入2021年，華為繼投資九同方之后，再次投資了一家新的EDA公司。這家被美國卡住脖子的站在全球科技樹上*高位置的中國企業，為解決芯片技術的缺口問題，正在不遺余力拼命追趕。
在華為全國范圍內搜獵EDA標的時，美國國防部旗下的*研究計劃局（簡稱DARPA），也在傾心于先進EDA項目。DARPA希望能夠普及EDA開源，降低芯片設計成本。在二戰后的數十年，DARPA這樣的官營組織投入民間鮮少會愿意涉足的長線科研任務，或者說“共性關鍵技術”，然后在成熟時轉與私營公司，從互聯網革命到今天的航天革命，無不如此。
可以說，在華為與DARPA之間，差了好幾個數量級的人才。
自動駕駛領域的創業者劉少山，曾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研究美國科技政策，在他看來，DARPA組織之所以能夠長盛不衰，根源便在于，美國人打破了“體制墻”，科技人才在官營機構與私營機構之間的流動是暢通的，在人生的不同階段，這些精英會選擇為國效力還是財務自由，而不必在做出一個選擇時有過多顧慮。
由于中國“體制墻”仍然牢固存在，實際上導致，在*科技領域的兩軌不并行，也就是公私經濟之間的差距過大，掣肘了如EDA領域的長期發展。
也正因如此，對于*技術的攻堅，把泰山之重的任務放在老同志的身上，是勉為其難的。科研體制的轉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，其中充滿了掙扎和幻滅。但是摩爾定律不會等人，在自力更生的同時，中國建設*科技產業鏈還有另外一條路：在廣闊的本土市場上，利用好資本市場，做好知識產權保護，讓那些外資企業中成長起來的經理人自發的參與市場競爭。
